1949年7月，第一次文代会召开。我因在东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小说《煤》，受到重视，成为代表。我与井岩盾跟文井同志一起去了北平。我们被安排在前门南河沿的小旅馆住下。我从未到过北平，却早已倾心于北平的文化古迹。文井抗战前曾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过，对北平很熟。第二天，他就带我和井岩盾去游了北海、故宫、景山、颐和园。记得我们三个人站在景山顶上，眺望北京时，但见四周红墙金瓦，城阁巍峨，水清树碧。激动得井岩盾张开双臂，高声喊道：“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啊！”游完景山，文井又带我们去了北平图书馆。尽管他离开这里有十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他，过来围着我们问长问短。到了中午，大家的肚子都饿了，文井对我们开玩笑说，：“今天不能请饭，只能请你们每人吃一碗面。”那天，我们玩得非常高兴。
　　1954年，我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，与一些老作家同在一个支部，称为“作家支部”，受文井同志的间接领导。在反胡风、反右等运动中，文井同志虽是运动的领导小组成员，却从未主动整过人。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，他显得力不从心，想紧跟以刘白羽为首的党组，却又因整人与自己做人的宗旨不合拍而跟不上，只能尽量保护自己不挨整。因此运动中他不大出头露面，也不大积极，于是有人说他滑头。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，别人的发言都很激烈，他的批判发言却是“陈明配不上丁玲。”下面人听了哈哈大笑。
　　他不喜欢周扬。在延安时，是周扬调他去的鲁艺，“文革”后，又是周扬不让他回作协。周扬不赏识他，他也反感周扬整人的那套东西。
　　解放后，“文革”前，政治气候宽松时我们来往得多一些，紧张时基本上不来往，但见了面仍很亲热。
1986年夏，他的家也搬到了红庙，我们就结成了邻居，两家经常来往，一起闲谈。这样，我知道他除了喜欢西洋音乐，还喜欢古老的京剧，特别是余（叔岩）派。
1988年10月，我的老伴儿朱丹连续发高烧，急得我束手无策，还是文井同志两口子帮忙叫的车将朱丹送进了医院，从此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　　文井同志待人诚恳、亲切，我的母亲、妹妹，都愿意去看他，听他说话。他每次光临寒舍，我母亲都会从她的房间艰难地步入客厅。她说：“我喜欢听有学问的人谈话。”然后专注地坐在一旁静听。文井同志将作品送给她，她爱不释手，终日透过阳光读它。母亲去世后，我们将她生前喜欢的物品随她火化，其中也包括文井同志的书。文井想问题很周到细致。那年我妹妹因眼疾要开刀，他知道后，特意劝我要慎动手术。他说：“这个手术部位既敏感又危险，你们姐妹感情很好，不动手术顶多是病人自己看不见，但你们姊妹还能互相说说话。万一手术不成功，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。”前年，我妹妹到北京来时去看望他，他行动已经很吃力了，勉强站了起来，却不说话。我们问他，知道谁来看你了吗？他突然大声说：“是爱源嘛！”他脑子一直是清楚的。
　　一次，我的小孙女来看我。我听见她做作业的时候在背诵《小溪流的歌》。于是我问她：“你知道这篇作品是谁写的吗？”孩子说：“当然知道，是严文井爷爷。”我又说：“这个作者我认识……”孩子一听立刻激动起来，非让我带她去看严爷爷。那是一个雪天，我带着孙女，磕磕绊绊地来到文井家。见到我们，他很高兴。尽管他行动吃力，还是一步一挪地到里屋找出一本他的童话集，为孩子题字签名，郑重地把书送给了小孙女。孩子回来后，当即就在日记上记述这件事。后来，她又把这件事写成作文，得了满分。
　　文井的晚年很寂寞，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。他经常对我说，：“要多读些书，多懂得些真相。”后来，他把这些意思写进了《我仍在路上》。
　　文井老师，你的确仍在路上，一路多保重吧！